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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把信贷产品让利于有发展意愿的客户外，相关金融机构还积极开展消费扶贫活动，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力度。“在银保监会的大力支持下，今年我们已经跟8家银行、2家保险公司的工会成功对接，卖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副产品总额超过125万。”甘肃省和政县扶贫开发公司总经理邓晖告诉记者，以前该县涉及金融机构方面的消费扶贫几乎没有，今年与金融机构对接开展消费扶贫以来，8月15日那一天就收到网络订单560余单。

我们认为，90年以后我国消费升级出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在于需求和供给两端的变化。1990年-2002年，计划经济的供给短缺时代已经过去，推动消费升级的主要因素是收入的增长，也可以理解为消费需求的刺激。这点可以从各阶段不同消费支出项的变动值及其对整个消费结构变动的贡献率来看：1992年-2002年，虽然食品支出占比下降对消费结构变动度的影响最大，但是对应的支出占比增加项分布却较为均匀，说明这个阶段消费内容升级是由多方面支出增加共同带动的。

在挤出效应中，一部分重要原因在于居民房贷压力使得消费能力弱化。从居民债务宏观视角来看，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抑制和促进（至少在当期来看）。抑制消费能力的净影响是住房抵押贷款的本息偿还和与消费贷款相关的利息支出，促进消费能力的是新增消费信贷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数据显示，虽然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增速逐渐回落，但仍处在历史高位。进一步把居民债务拆分，可以看到，房贷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同时除房贷以外的其他债务占收入的比重在2018年出现回落，因此导致对消费促进的净影响下降。

也就是说，增加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这步棋，我们现在只有种地和外出务工这两个棋子，靠它们根本不可能走通大幅度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这一步。而他们最能致富的两颗棋子：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基本上没有。这一棋局如果长期化，也就意味着农村户籍居民的工业品需要因收入不能相应增长而不能得到满足，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却要工业生产能力被不断地出清，无法延长标准化、专业化和大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意味着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国民经济未来增长将长期徘徊在低速平台上。这是一个劣态格局。

《中国证券报》从多位长生生物推广商得到的说法是，此次违规问题主要是出在狂苗生产过程中的“小罐发酵”环节。“比如，如果按照GMP规定，需要用一定规格的发酵罐进行细胞发酵，但为了提高产量，违规使用了较大规格的发酵罐进行”。而据了解长生生物调查进展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为了生产进度，涉案狂犬病疫苗未作动物实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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